对王逊文章进行分析不难得出，其主张涉及“题材”与“技法”两个方面，那么，就题材而言，他特别赞扬霍右村的《红星集体农庄新建办公室》，理由是“这一幅画很能够表现出土地的广阔和建立了新的建筑物以后广阔的土地上的新风光。画面上洋溢着新鲜、热烈、有力的生活气息……”同时对赵树启的《荒山坡变成生产地》，黄均的《庙会归来》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只要对画面稍作分析，我们不难解读出，就题材方面王逊所赞成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运用了写实的技法来描写新中国的‘新题材’”，而这种认识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的，并且早在“新国画展览会” [④]上便初露端倪。

    1949年5月，举办的“新国画展览会”，展出了许多新内容、新题材的作品，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如《翻身游行图》、《庆祝五一》等，这些作品表达了美好的新生活，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欢喜的人民庆祝解放等。江丰指出此次展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些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⑤]彭革则在他的文章中同样谈到“许多新内容，新题材的画，可以称之为新的艺术。这些作品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虽然有的还只是浮面的描写，但作者的确在努力把握新的事物、新的题材。”[⑥]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此次展览会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创作内容”的变化。正如蔡若虹所言“创作内容的转变，是改革国画的重要关键，也是新国画区别旧国画的主要标志。”[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国画展览会”后仅两个多月（1949年8月10日）就成立了以“革新国画”为宗旨的“新国画研究会”[⑧]。由此可见，王逊所主张的题材是当时形势下普遍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在1949年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印证，在会上毛泽东所作的简短“讲话”[⑩]中，数次提及艺术与“人民”之关系，而周恩来在讲话中又将“人民”二字进一步具体化为“解放军”、“中国农民”和“工人阶级”即“工农兵”，也就是说文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工农兵（人民）服务”[11]。由此可见，王逊文中所持的“题材”的观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党的政策在美术领域里的一个具体体现。

    之所以要叙述这些是因为如果不把论争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去分析，那将是毫无意义的。显然，在建国初我们不得不把论争的政治因素考虑在内，王逊的观点如果从艺术发展自身的视角来判断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符合主流意识的，并且与江丰、徐悲鸿、艾青等人的观点有着紧密的联系。

    就王逊所谈论的另一点（技法）而言，也是有其根源的，当然，这在大的层面上与江丰所代表的延安学派，徐悲鸿引进的欧洲写实技法都有相当程度的关联，但联系最为直接的当属艾青文章《谈中国画》[12]，在此文中，艾青提出了所谓的“新国画”[13]，即一要“内容新”；二要“形式新”。那么具体改造国画的办法则是“写生”，“必须以对实物的描写来代替临摹，作为中国画学习的基本课程。画风景的必须到野外写生，画花鸟虫鱼的也必须写生，对人对自然都必须有比较深刻的观察……我们要以科学的现实主义作为我们批评与衡量我们的艺术的标尺，一幅画的好坏必须首先看他是否符合社会的真实和自然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