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我来采访你之前刚看完你写的书《像野狗一样生存》，这本书是你的自传吗？
方力钧：这本书不是自传，自传也许要等到六十岁以后再去写。这本书是罗怡从我这二十多年来近百万字的访谈中整理出来的一些我对艺术的态度、立场、工作方法、思维方式以及处世原则等。
水果：像你这样成功的大艺术家，出书怎么会用《像野狗一样生存》这种书名？
方力钧：我常常说，我的理想是像野狗一样生存，最好不要变成家狗，就是取其独立自由之义。从美院毕业后，像野狗一样生活是我比较理想的状态。野狗就是饿了出去找吃的，吃饱了就随地大小便，愿意和别人咬架就咬架，愿意和别人亲热就亲热，没人管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制约你，你也不用向任何人献殷勤，你献也没有用，因为你找不到对象，也找不到目标。这种比较自由、比较随性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虽然我所宣誓的理想跟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义务总是相左，并不断被修正，但在精神状态和艺术世界里，我希望做一只坚持独立与自由的野狗。
水果：你所说的这种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呢？
方力钧：首先，你不能够把艺术当成一种维持生计的技能，只是拿它讨口饭吃。只有总是想着怎样把自己的食物来源变得丰富一些，那么才能真正有一种自由的状态。所以我画画就像写日记，用它来解决我的想象力和精神层面的一些问题。我的创作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来弄明白自己的过程。至于通过艺术创作得到的收益只是一个附加值。我唯一要做的是保证我对工作的兴趣，保持我在工作中的幸福感，然后自然地去做，其它东西自然也会来。
其次，我会尽量让自己舒服些。这个“舒服”一方面是说在人生这个整体的悲剧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在生活细节中很容易找到许多让你觉得舒服的地方，这些细节决定着我们生活中的快乐，决定着你的创作，你要好好享用它。
自由的第三个层次，作为一种内心感受，不存在一种姿态的舒服，你站着、奔跑、泡在冰冷的水里、处在受虐的状态、冥想，都可以很舒服。如果只是跷着脚和叉着腿代表你很舒服，那很可能成为一种成见。
在创作上，我直到2003以后才开始有了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觉，但最终自在的状态是一种什么形式，我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我只能说我在不断靠近它。
水果：你刚才说人生是一个悲剧，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方力钧：差不多有十年，我每次喝高了或者聊high了都要说一句胡话：每一次的皆大欢喜都是人生的悲剧，每一次的失败和痛苦都会带来生命的饱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有时候我到大学里去演讲，我会跟大学生们说，你看见宿舍里有人失恋了，你想失恋太难受了，我不要失恋，也避免了。看到有的同学被污辱了，你想我不要被侮辱，也避过去了。不要失恋、不要挨打、不要生病、不要跌倒……如果这些都实现了，那等你死的时候，你就是一块白板。当你把所有这些小的幸运都抓住的时候，其实就是生命中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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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你的书中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这句话充满哲理，很值得玩味：人生每向前走一步都有可能是陷阱。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方力钧：我们的人生每向前走一步都有可能是陷阱。人生真的是越走越窄的。任何得到的都可能是陷阱，都是生命中其它可能性的排斥，你所有的得到其实都意味着一种悲哀。比如：你没有谈恋爱前，你可以与任何人恋爱，但之后即使你天天换朋友，也只能换那么有限的几个。结了婚之后能选择的生活就更少了。
水果：搞创作的人通常会说创作需要灵感，灵感是创作的源泉，你为何说不相信灵感呢？
方力钧：我并非不相信灵感，我觉得仅仅依靠灵感对人的智慧是一种侮辱。灵感不应该只是把一时的情绪宣泄在作品当中，我更希望用具备人类智慧的手段来表现作品，而不是依赖生理的反应。当然有些画家认为生命就是生理的，比如凡·高，他可能就在某一件事或就他当时的心情，然后在很短的时间把他那一刻的感受给描摹出来。但是我不喜欢这一类艺术家。我想像人一样地工作，而不是凭借一种情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拒绝激情的。像凡·高那样的激情我是不耻的。虽然在我年轻时，凡·高对我的思想影响极大，但我却不喜欢他的作品，我认为他那种本能的表达是低级的。我必须去掉激情才工作，因此我不喜欢进入疯狂状态，不愿意把自己放在赌桌上面。疯狂状态也可能有比较好的结果，但最好的结果也只只是锦上添花，不能把疯狂状态，或者把疯狂的时候能够碰到好运气作为核心。
水果：通常艺术家给人感觉是感性的，但你的回答给我的感觉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方力钧：我在四十岁以前，一直以为我是很理性的，一直以为我的创作是以理性为主导的。但其实有点像剥洋葱，会一层层发现新的，当你以为你是理性的时候，里面的核心的判断都是出于感性的，或者是从原始出发的。等到你回到你认为你是足够原始的、冲动的，你发现你是被理性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时候你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想很难以理性或者本能来做判断。
水果：那在你看来艺术家和作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方力钧：艺术家跟作品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主体和寄生的关系，就像生命与疾病的关系，更像食物结构与排泄的关系。其他艺术家我不知道，但这是我长期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会时刻警惕自己，我的作品与我这个人本身不要分裂成为两个人，一旦分裂开，这个艺术也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对我来说艺术和生活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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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你怎么看待艺术与商业的关系？
方力钧：有一种说法：认为凡是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作品其艺术价值更值得怀疑，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艺术的涵盖面很广，它本身包含了商业因素，而我相信即使最奴才的艺术家也至少掌握了一些艺术技巧，虽然其附加的东西很多，但仍然不失为一种艺术。你的画受欢迎是综合平衡的结果，就像身体各部分存在的恰当比例一样，艺术与金钱的关系也是一样。
水果：“艺术教父”栗宪庭先生说你作品中的“泼皮光头”形象是一种经典性的语言符号，这个“泼皮光头”的形象对你意味什么？
方力钧：我自己肯定是不会主动拿这些东西当做自己的标签。就像有人在你身上画了一道弧，你一定不认可这道弧就是你。我希望把别人对我的态度的影响降到最低。“泼皮光头”的形象对我意味着我确实是受益者。但它绝对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把你可能原本不存在的价值赋予给你了，让你受到瞩目。但另一方面可能使你作品真正想表达的意义给抹杀和覆盖了，而这部分可能是你根本性的价值。甚至，由于名气和符号本身的系统过于强大，它像一层厚厚的油漆，我变化了，观众也不愿意去思考了，甚至评论界也没多少人去研究我作品中细微的发展过程。也许就算画个长出头发的形象，我的名字都不能用了，因为我的名字也成了一个符号，和“泼皮光头”这个符号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就这是成名与符号的无奈与代价。
水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方力钧：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经常讲，作为中国人来说，有一个比较好的文化传承是一种福气，这种福气是别的民族别的文化所没有的，作为中国人必须感到骄傲，同时这也是一种责任。所有的这一切，不光是齐白石全集，还有历史的书籍，这一切我们所能接触到，就尽可能地多吸收。
水果：你平时喜欢阅读哪些书？
方力钧：我们读书很大部分是警示的作用，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我读过的书和我的生活、我的作品，包括我获利和收益的这个过程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更大的警示与启发，让我走上更通顺的路。记得我十七八到二十二三的时候，爱看文学书，像邓肯的自传，梵高和他弟弟的书信集，《月亮与六便士》、《呼啸山庄》、《忏悔录》、《九三年》、《死魂灵》，我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总是在合适的时候碰到一本合适的书，帮我解决很大的问题。上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八五新潮”，大量的西方著作出来，从黑格尔一直读到弗洛伊德就结束了。后来，除了读那些不用动脑的最没用最闲最扯淡的书外，就是历史书。现在很少读文学作品，但武侠小说会看，比金庸和古龙。
水果：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现在的创作与当年画泼皮光头的时代有什么不同？
方力钧：当然很不一样，年龄、背景和立场都很不一样。现在所处的背景是欲望。我很多作品探讨的是，一个能力非常有限的个体和无限的欲望的关系。所以这也许能解释一点，为什么以前的人物会那么遥远，会变成一大帮一大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