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鹭(以下简称王)：今天很高兴能够采访到文轩美术馆馆长张达星先生，张老师你好!

　　张达星(以下简称张)：好，欢迎你。

　　王：谢谢张老师，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吧，您早年在重庆的时候就已经结识马一平先生了，是吗?

　　张：对。

　　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初次见到马老师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张：我从小就喜欢并学习艺术，艺术基本上陪伴了我整个青少年的时光，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经常在一块自学画画。那时候马一平老师对于整个重庆而言，以及对于我们这一大群自学绘画的人来说是一个偶像。我记得一个有趣的事，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师兄气喘吁吁的跑回来，兴奋地从他那破碎的棉衣里拿出了一叠纸，慢慢打开那叠纸，我一看，原来是马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画的一张宣传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水粉画，这是师兄冒着风险弄到手的啊，他太喜欢这幅作品了，因为画太大，不能整张拿回来，所以他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撕下来截成小块，揣在怀里拿了回来。这张画画的是一位“文革”时期工农兵的形象，我们几个人从此就经常临摹这张画。

　　王：那时候您多大呢?

　　张：我记得是“文革”期间，大概有十多岁。

　　王：十多岁?

　　张：对，带着对四川美术学院的憧憬，没能参加高考，没能进这所学校，但我们经常到四川美术学院去游玩，所以我说艺术伴随着我整个青少年的时光。而第一次见到马一平先生时，我就傻眼了，那个时候所有人的着装、发型、风度基本是一个模式的，我们所有的教师，所有的知识份子，我们的艺术家等，他们的形象基本上和当时国家干部的形象差不多。

　　王：都是灰色?

　　张：对。但是马老师他是与众不同的，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独立、很自由的艺术家，同时还兼有一种少数名族的风格，我当时很迷惑他是来自于哪个民族，这是我最初对马一平先生的印象。

　　王：就是他的外形和气质能带给人一种最直观的感受，一眼就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

　　张：对对对。

　　王：后来呢，后来你们有一些什么接触?

　　张：后来我们就断断续续地到了四川美院，到了马先生的家里。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技术相对比较封闭，我们经常去聆听马先生对艺术的见解，他是一个很开放很自由的人，在他的家里总是可以讨论那个时代不能言说的一些自由化倾向，一些观念艺术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喝喝茶、抽抽烟，氛围轻松惬意。

　　王：马先生那时候好像在四川美术学院有个美研所?

　　张：对。

　　王：您当时是在美研所里工作?

　　张：是这样的。当时四川美术学院在产业方面要求发展，要在一个庞大的教育基础上，开展他的文化第三产业，马先生就提议做一个人才引进计划，当时我在重庆装饰装潢公司工作，也小有名气，四川美院就批准把我从外面调到四川美术学院工作，我的编制也放到美研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直接成为马一平先生的助手，我们一块工作了很多年。

　　王：那个时候您是多大?

　　张：我记得那时已经30多岁了。

　　王：30多岁了?

　　张：对。

　　王：之前10多岁有机会接触到马先生是因为一幅招贴画。

　　张：对，被偷来的一幅招贴画!

　　王：之后您一直在外面做装饰装潢的工作?

　　张：对，工作之余画画。

　　王：然后就到美研所工作。

　　张：对。

　　王：其实当时马先生提出的引进人才的计划，看得出他对教学和管理是很大胆的，这些概念他都勇于提出并付诸实践。

　　张：是这样的，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四川美术学院工作的主体是培养学生做创作，培养学生，指导学生，对于社会，四川美院肩负着一种用文化做广阔服务的责任，同时也让我们的教师、学校有更多的创收。为时马先生带头创建了“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发展公司”，这个公司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是对学院的创收其成就都是名列前茅的。

　　王：所以这个公司当时办得非常出色，而且影响力也非常大。

　　张：就是这样，可以这么评价。

　　王：那您记得当时在共事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比如说他的一些思想，一些行为会影响到你。

　　张：他在领导和管理的过程中给了我充分的自主权。

　　王：自主的权利?

　　张：对，这种自主权让我的才华，让我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因为这种发挥，让我一直走到了今天。这种知人善任，放心自己的部署，放心自己的助手，包括信任他的工作和他的能力。我认为我最了解的是马先生对社会的态度和对学生的态度，这种态度无论是用于教学上还是管理上，都足以培养出很多很多的人才，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创造力，让他们的个性和优点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当然这个发挥也会牵涉到淘汰，会出现优胜劣汰的情况，但发挥得好的人，比如说当时的张晓刚、叶永青，他们也都是在被充分信任的情况下，好好表现了自己的才华。在这种方法下，我们看见了一大群完全不同的个性，完全不同的作品，所以我认为这在性格学上面的一种包容、一种平等、一种尊重。这也是我跟马先生交往这么多年来，他留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王：其实这一点我也是早有耳闻，一是您的聪明才智早有耳闻，二是马先生对于学生的态度。那么我刚刚听到您讲了，当时您属于他的下属?

　　张：对。

　　王：他对于学生的态度和对于下属的态度其实有两个字能很好的形容：就是包容，然后还有因材施教。他会发现每一个人最突出最特别的地方，然后让他沿着这个最好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这应该是他教育和管理上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张：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五六十年代的人，当然也包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只要有经历过和马先生一起工作和学习的人，都应该会体会到他的包容与博大。除了这个体会以外，他也形成了很多人教育和管理的楷模，我就经常把这种方法用到美术馆的管理中去，而且富有成效。

　　王：就是马先生的处世态度影响到了您对整个美术馆的管理?

　　张：对对，是这样。

　　王：那您是什么时候从重庆来到成都的呢?

　　张：到成都跟马先生也有关。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挑战，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我认为临近重庆的成都这个城市，它完全有可能让我们去施展一番手脚，建立一种作为。所以我跟马先生请示研究过后，在重庆建立自己品牌的基础上，我们就转移到了成都，我是受学校和马先生的委托，才率队到了成都。于是我们在成都用了几年的时间，打响了成都的品牌，那么这就形成了成都重庆两地收效，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王：这个事情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

　　张：没有，2000年以前。我们是从1995年到96年期间。

　　王：奥，很早。95、96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做这样的一个事。

　　张：不但是计划，而且市场已经有进展了。我们来了过后拿下了四川省成都市一系列重大的项目，于是我们就把四川美院公共艺术发展公司的这个品牌的力量从重庆带到了成都。

　　王：在95、96年的时候这个计划已经开始从成都大面积的实施了?

　　张：是这样的。

　　王：那非常的厉害，也看出来您是一个工作效率非常高的人，那么来到成都后这个文轩美术馆大概是什么时候建出来的呢?

　　张：文轩美术馆的策划期是在3年前，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文轩出版传播集团的董事长龚志敏先生。我在跟他谈到中国文化事业和产业的方向和布局的时候，文轩是一个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体质改革的试点单位，他的业务遍及了出版、发行、影视、教育、文化立场，恰恰它缺少艺术这个版块，所以因此我们两个在交流工作意见的时候一拍即合。随即由我代表自然投资者，用现金投入百分之四十的股份，由文轩这个上市公司投入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先行的成立了一个艺术投资和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公司的基础上，我们用公司的名字投建了一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我们从策划到营运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

　　王：那其实从99年开始，期间的很多项目都是您和马老师在做，相当于是在马老师的带领下或者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张：对，我们是断断续续的合作，马老师他的整个侧重点是在教育，我们很清楚马老师到成都来创建了川音成都美术学院，而那个时候我除了做一些文化还做了很多企业方面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学校、教育、艺术还是美术馆，在中国首先要求把企业做好，把投资做好，所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完成资本的积累工作。

　　王：那么期间您和马老师的合作有什么可以聊一下的?比如说中间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或者记忆犹新的事情?

　　张：在这几年我们的工作合作比较少，平时很忙，因为我要去做企业，马老师要去管学校。但是我们中途不断有互相看望拜访，主要是我去看望马老师，聊聊天、抽抽烟、喝喝酒、开开心，这是此起彼伏的。

{nextpage}

　　王：其实从之前最早的相当于是下属或者是学生这种关系，后来转变成了一种更亲密的朋友关系，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张：我在年轻的时候很狂妄，我说：“马老师，你是我的领导，你的工作就是让我成长为一个比你厉害很多的人，我若成为一个最好的人物，那你的工作就做好了”。但是事到如今，我还这么勤奋的工作，在与马老师交往的经历中，从十多岁到现在，已经40多年，我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我认为在马老师的学生或者助手中，若有人能够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丰功伟绩的人，我认为这是马老师的欣慰。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之所以这么激情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距离。

　　王：能谈谈您跟马老师工作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吗?比如说他会用哪种态度来对待某些事情?比如说您的性格是比较有激情或者思维很活跃的，那么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您?

　　张：我认为马老师做人做事的原则底线是谦让、包容、退让，他这个底线也是坚持的比较好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马老师的这个底线在哪里，因此我们是不会去越过这个底线的，所以他也会让你们轻松，让你们自由，让你们发挥。同时，马老师也是一个一生乐意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帮助他人事业的人，但他至今却还不为世人所知，也只有马先生自己知道或者他的受惠人知道。

　　王：我通过这段时间的采访听到了很多马先生以前的往事，我自己都被打动了。那么针对马先生的这次这么大型的展览，波及到了整个川蜀派的艺术家，从最早四川美术学院的一直到川音美术学院的毕业的年轻的一批艺术家，针对这个展览你有没有什么想讲的?

　　张：这个展览会是今年文轩美术馆最重要的一个展览项目，参展艺术家多、规模大，同时参展艺术家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也是很高的。我认为马先生这个展览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展，他有伦理学上的意义，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老艺术家，为什么能获得这么多学生和社会的赞赏?为什么那么多名流大家要踊跃的参加这个展览?为什么文轩美术馆要这么不遗余力的办好这个展览?我认为这一切除了在艺术上的意义，艺术学上的意义，文化地域的意义，其实它还有当下新价值观、新的伦理学上的意义，同时也有社会学上的意义。所以这个是在意义上是超群的一个艺术展。比如说我们这个展览的参展艺术家的选择中，并不按照国家对艺术市场或者国家对学术、对艺术家的阐明来考量艺术家，这正好体现了马先生一生的做人、做事的人格魅力和他的教学思想包容、多元的综合呈现，我们做的这个展览，它就有这几层方面的意义。而且我们越来越认为，一个美术馆的职能，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学上的职能，它是一个社会公共平台，它的伦理价值观，它的社会理想观，我们都要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超出文化学和展览学边界的展览，来重塑一种中国美术馆的社会形象。所以我们对这个展览是高度重视的。

　　王：这个社会形象一旦波及到公益，跟教育相关的，那其实就是发展的方向波及得更广。

　　张：是这样。通过这个展览，我们要研究和讨论中国式的美术馆它肩负着的使命在哪里。同时，我们还要接受公众对这个展览的检验，我们这个展览在2012年度无论是对成都本土或者对整个中国应该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展览，这是无疑的!

　　王：这个展览从筹备之初就有这个想法，一直到现在大概多长时间呢?

　　张：这个想法从最初筹备开始，就以马先生一生育人，七十多岁依旧如此矫健、乐观、青春化，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个展览也会引起公众对他的兴奋点。

　　王：这是一个最大的兴奋点。

　　张：对。

　　王：您觉得这次展览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张：所有的展览身为馆长是深有体会的。它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是马先生的，只要是文轩美术馆作为展览的主办方，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将会把它克服下来，都将会把它变成一个有意义、重要的展览。同时我们必须给马先生和他的学生们还有同仁们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作为美术馆馆长，我也兼任了展览组委会主任，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那么在我一生中，所有看中我的，选中我的，承诺了我重大事项的，我都会做得只能让它超出人家的想象，而不能去做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的方法，也是我的性格和原则，因为我很爱面子。同时我认为这个展览也是一种责任，这个展览牵涉了80多名艺术家，这么一个万人翘首期盼的展览，我们是有责任把它做好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这也是一个馆长要担负的社会责任。同时我要带着这么多参展艺术家，和拥戴马先生的巨大人群的心声，以一个专业工作者的身份，用我的工作来实现大家的一个期盼。

　　王：那这个展览的开幕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张：我们这个展览大概在10月份下旬中一个恰当的时间开幕。

　　王：这个开幕式将会是我们所想象的，非常空前绝后的一个非常盛大的开幕式。

　　张：那个时候我们欢迎所有的媒体，还有你出席我们的开幕式仪式。

　　王：谢谢张老师。您能不能最后说一下马先生的一些艺术成就、教育成就?

　　张：马先生的艺术成就，我想你们采访过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批评家，他们更有发言权。今天我站在美术馆的馆长的角度及主办方的立场，谈谈这个展览的意义，谈谈我作为一个馆长的职责，同时也谈到了我与马老师的40多年的交往，这么多经历，其中的情谊想必用语言是不能够完全表达的，大半生的生涯与马先生有关，这是一言难尽的!

　　王：非常能理解。谢谢张老师!

　　张：好好好，也谢谢你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