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超以擅长水墨写意人物而闻名。蔡超作画，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从生活中提炼艺术语言，以深刻独到的哲学思想统驭艺术创作，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风格的构图、造型理念和笔墨书写方式，其画天机隐于其中，不事粉饰而神采自出，不务矜持而精神自注。有高华明丽、雅静淡如之品格，颇为海内学人和收藏家所重。

　　蔡超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表现历史名人之作。在中国绘画史中，由于成教化和助人伦之需要，以及出于对先贤的崇敬和景仰，不少人物画家喜欢为历史名人造像。这类作品所表现的题材的单调性、艺术审美的框定性，使得大部分人的作品不能超越前人之作，因而趋于平泛。若要出前人之藩篱，其法不外乎有二，一是从精神气质上对历史人物重新把握，二是从笔墨表现技法上加以突破。二者得一，则格调自然标定，雷同之弊自去。蔡超在熟知历史，与古哲作一番精神交流之后，采取了二者兼得之法。首先，他把古代名士的精神气质定格在风格儒雅的品位上。他笔下所有的古人，一个个神采飞扬，眉宇间洋溢着宠辱不惊的风度。这正是古人修身所得的结果。无论是道释代表人物抑或民族英雄，无论是文学泰斗抑或画坛宗师，无论是佚名学生抑或卖艺歌女，虽然神情各异，但面目一概安详雅静。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历史名人头上神秘的光环被他悄然而释，从而显现出和平常人几乎无异的本然面貌，仿佛这些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大有似曾相识之感。比如，他笔下的达摩，虽神采奕奕却不是神秘莫测;他笔下的张道陵虽仙风道骨却和蔼可亲;他笔下的钟馗虽双目炯炯却非面目狰狞;他笔下的八大山人虽耿介孤直却非冷漠怪癖……这么表现，是在对历史正确解读基础上的艺术创造，一反中国画将历史名人表现为神人、奇人、怪人、狂人之常态，还其本来之面貌，此举非具大胆略不敢下笔，非有大胸襟不能想象，非有十分真诚不能出成就。

　　从表现技法上看，蔡超在表现古代人物时使用“得意不忘形”。有些画家作此类题材，但凡写意，多是采用极力夸张之手法，将表现人物的线条向书法范畴内推进。这样，线的使用似乎与造型无关紧要，因此，有些线条完全是装饰之用。这种表现过程中完全追求不似的做法，削弱了造型的确定性。这样的表现方法本来无可非议，但当画家的书写习惯形成之后，往往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蔡超的人物造型服从于人物的精神气质表现之需要。在他的画中，对造型的锤炼，除了与人物的精神气质表现出高度一致之外，还追求造型符合整个画面和谐和完美的要求，这时，从视觉上看他画中人物造型，又起到了一个平衡画面的作用。

　　蔡超的第二个贡献体现在他对现代人物的表现艺术创造上。他的这类人物画，同样追求有一种新颖的、不可复制的视觉形象。在绘画中，他注重赋予所表现对象一种平和、宁静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是通过情态、仪态或者是二者有机结合来完成的。

　　以情态表现现代生活中的人物，需要画家经过仔细地观察、思考，从生活中提炼生活感悟，然后将个人的情感溶入笔端。以仪态表现人物精神世界就是运用肢体语言来表现画面人物的风神，从而宣泄画家的情感。

　　蔡超为表现现代人物精神风貌，常常将情态和仪态结合起来，以神情作为统领全局的中心，以仪态作为延伸性的语言元素，二者交融互渗，相得益彰。这类作品代表之作有《果熟季节》《顶梁柱》《铁臂》《乡情》《杂货铺》《吊装》《静静的秋夜》《在那遥远的地方》等。作品在和谐统一的律动中将各种生活环境之人表现得生动有趣。详写处，极尽繁密之能，用心刻画;略写处，笔只一二，象已应焉。画面通过疏密变化，虚实对比，奇正组合，黑白映衬，冷暖呼应，高下结合，使各个人物形象意气风发，整个画面风格朴实自然，表现细致而不僵持，深沉而不晦涩，眼神之中不失飘逸，潇洒之中不失矩度，细审但见跌岩起伏，气韵生动。

　　蔡超作画喜以宏阔物象作为所表人物之配景，此种手法亦另有创意，中国古代人物画，以山水花鸟衬景者多见，而蔡超反其道而为之，将画中林木及山川景象扩大到占画面绝大部分尺幅之地位，他甚至在一幅画中，极力表现自然景观，而将人物缩减到成为点景之作的程度。如《林晨闻鸟图》《行乐神木图》即为此例，这样做，笔简而意远。同时，由于景宏人微，极尽表现山川草木之象，使人有某种幽秘之感，人在景中，浑化于自然。天人合一，意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