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0年9月21—22日，由巫鸿、朱青生和黄专先生主持的“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讨论议题尽管涉及“历史的反思”、“水墨与话语”、“艺术分析的新视野”及“水墨艺术的世界性”等多个角度和层面，但贯穿其中的无非还是“谁的‘水墨’”和“何为‘水墨’”两个基本问题。毋宁说是当代水墨所遭遇的双重身份危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超越狭隘的、简单的本土身份认同这样一个认识和实践误区，即如何去身份化。当然，去身份化并不是重建“水墨”的普世性，也不是迷失在艺术家的个人趣味中，而是回到艺术话语本身的实验和探索中。

且不论是否与“大国崛起”、“文明复兴”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话语有关，近年来，水墨不知不觉地成为“显学”而广受“热捧”。高名潞的“极多”和“意派”，栗宪庭的“念珠与笔触”，奥利瓦（A.B.Oliva）的“伟大的天上的抽象”，以及朱青生的“第三种抽象”，无不借助水墨寻求一条可能的中国当代艺术之自主之路。如果说在“水墨”不受关注的时代，反思与批判的阙如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一片“众声喧哗”中，冷静的思考与检省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2010年9月21—22日，由巫鸿、朱青生和黄专先生主持的“当代水墨与美术史视野”国际研讨会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来自美国和国内的2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了专题演讲。议题涉及“历史的反思”、“水墨与话语”、“艺术分析的新视野”及“水墨艺术的世界性”等多个角度和层面。各个角度和层面之间也并非绝对自足，很多时候是相互交叠、勾连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得出来，不论身份认同的自觉，还是重新定义的焦虑，贯穿其中的无非还是“谁的‘水墨’”和“何为‘水墨’”两个基本问题。

1．历史反思与身份的双重自觉

有意思的是，讨论一开始，三位来自美国的学者林似竹（Britta Lee Erickson）、沈揆一和安雅兰（Julia Andrews）都将自己对于水墨或中国画的观照和反思置于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框架中。

安雅兰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命题：“20世纪中国水墨画的历史是一部斗争史”[①]。从“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中国画的谴责与陈师曾为文人画的辩护，到抗战期间傅抱石、潘天寿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对抗”，直至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主义的重兴与老一辈画家重现画坛的分野，看得出来，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贯穿着这样一条同质性的话语线索，表面看似是一个古今问题，事实上已然不是古今，而更像是一个中西问题或“我者vs他者”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古今之间并无差异。也许，安雅兰是有意抽掉了古今之变而将其演化为一个中西问题，亦即身份问题。

尽管安雅兰没有明确身份问题，但在沈揆一看来20世纪中国画问题就是文化身份的问题。[②]从世纪初中国画作为民族文化概念，到八、九十年代，水墨的观念、主题、技法虽然都已远远超出了既有意义上的中国画概念，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身份及国家认同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笔下的山水、风景都已不是被看的对象，而是一种主体身份的体现。可以说，沈揆一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安雅兰论述的延续。

与安雅兰略有不同，在林似竹这里，尽管同样认为是一部变革史，但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变革方式。在她看来，改革开放前是一种被迫变革，即外界推动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为变化而变化”。表面上，“为变化而变化”似乎是一种主体性的变化，但本质上还是被外界推动的变化。看上去这与安雅兰的结论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林似竹对此则明确了自己的反省和批判态度。她说，尽管“变革始终是主旋律，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变革必然是有益的”。“在西欧和美国，恰恰是因为对于变革的强调，最终在20世纪晚期几乎将艺术推向了‘死亡’的边缘”。[③]问题是，她是看到了20世纪中国画“求变”的一面，但同时也忽视了其内在“处常”的一面。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求变”本身就是“处常”，但不能否认，作为中国画自身自有其应然的“处常”的一面。不过，林似竹似乎并不悲观，她已经发现今天至少仍有不少艺术家在“勤奋练习技法”，在默默“经营位置”。

其实一开始，安雅兰就已潜在地抛出了“谁的‘水墨’”和“何为‘水墨’”两个基本问题。在她的论述中，中国画尽管生长于中国本土，但外界的挑战本身已经意味着这样的本土化发展已不再纯粹，已不可避免或隐或显地受制于他者。因此，恰恰是越强调本土，越自觉于身份，反而越加陷于身份危机当中。但不论如何，中国画或水墨自身的演变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特别是深受现代进步论影响的20世纪，这样一种演变本质上也成了一种“历史必然”或“时代所趋”，于是，重新定义中国画或水墨也在情理之中。难怪安雅兰将张晓刚、方力钧的绘画也纳入其中。因此，如果说“谁的‘水墨’”诉诸其外在的文化身份的话，那么重新定义水墨，本质上同样是身份问题，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内在的身份问题。它不再是“谁的‘水墨’”的问题，而是还是不是水墨的问题。毋宁说今日之水墨面临的是双重的身份危机。{nextpage}

2．艺术语言与水墨的重新定义

安雅兰等澄清了“谁的‘水墨’”，但忽视了“何为‘水墨’”。这或许与她自身的身份以及经验有关。与之相应，在朱青生、严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