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

1，艺术民族性的环境与前景   

      艺术的民族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古代的诗人、画家没有思考过所谓“民族性”问题，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这一环境，不可能感受到这种挑战。

      当然，古人有古人的民族文化态度，古人的文化态度并不一定适合我们今天去弘扬。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夷夏之辨”。“内华夏而外夷狄”——中原文化是处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间独一无二的文化光明。是故“用夏变夷”，而不可“用夷变夏”。

       虽然历史走过了几千年，中原文化早已被四边的蛮夷搞得无复当初面目。但在艺术上，这一类思路却一直绵延不绝。20世纪30年代，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发起“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为配合这一运动，上海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傅抱石、郑午昌等人在“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高潮中的言论，如“中国绘画……真可以伸起大指头，向世界画坛摇而摆将过去，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等等，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

       我理解傅抱石、郑午昌当年的心态，但无法赞成他们的那些言论。不是反对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而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实际境遇远没有它们描述的那么乐观，我们面对的绝对不是“无人之境”。那样说的积极意义只能是壮胆，在局外人看来，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慰。

       历史的发展迫使我们改变固步自封的心态，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都已经“西化”了的今天，唯有我们的艺术，特别是我们的绘画，继续延续着传统形式。今天仍然可以从当初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中寻找行事依据的，几乎只有中国画这一方净土了。

       艺术民族性的关键在于艺术的生存环境。如果弘扬中华文化是现实可行的话，它必须成为全社会综合性的行动。文化艺术的基础是经济，文化艺术的框架是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的灵魂是本民族的思想体系。而我们在这几方面已经充分“西化”，至少是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了。今天我们保存和振兴民族文化的复杂性，在于这些要素早就“非民族化”了。在经济“全球化”无可抵御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检讨，我们在文化方面的政策和行为究竟是向“全球化”倾斜，还是向民族化倾斜呢？

       不谈远的，只要看看由政府全面控制的电视节目，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西方化、日本化的努力是何等热烈和有效。且以当年“非典”形势严峻关头电视节目的表现为例，电视编导者竟然乞灵于日本神道教的“千纸鹤”，英国丘吉尔发明的“V”字手势和苏联斯大林时期风格的歌曲……。人们在生存危难之际，免不了呼天叫娘，这可以说是人的本真。我们的电视编导的“本真”是什么？而在一年四季昼夜不断的武侠片和动画片中，日本文化不仅浸染了角色的语气和故事的叙事方式，甚至改变了人物的民族形象。勿谓言之不预——有朝一日，普通中国人将以日本人的模式想象和改造自己的祖先。始作俑者就是我们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

       当一个社会以百分之九十九的能量和热情努力于“非民族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仅靠百分之零点几的能量和热情来保卫本土文化？这是我对当前中国绘画民族化前景的基本忧虑所在。

2，“和而不同”的两重涵义

       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显然要清醒得多，在忧虑中国本土文化被同化的时候，认真思考现实的应对方法。于是提出了全球各种文化“和而不同”的主张。其代表者是费孝通先生，他以简单明了的四句话说明“和而不同”的内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的“和而不同”，是指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期望经由文化之间的互相尊重，发展到真正的“天下大同”，即人类文化多元并存的一体化。这一点似乎没有人反对，分歧只在于这种理想的现实可行性有多少。

       欧洲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异种文明可以作为检验（观察）欧洲文明得失的“他者”，因为人不可能囿于自己的认知、感情圈子来客观地衡量自己。而目前只有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可以作为欧洲人反思自己文明的镜子。反过来说，近代中国文人早已采取同样的思路对待欧洲文明，他们拿欧洲文化来对照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才有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以及随之而来的变法维新以及一系列的开放改革。

      在艺术领域，中国画家大都信奉文化相对主义，他们认为不同民族间不同类型的艺术是不可比的，是应该“和而不同”的。但在对待中国画内部问题时，他们往往变成文化绝对主义——以明清文人绘画的规范来排除异己。近年中国画理论界对外部的相对主义与对内部的绝对主义，不是真正的“和而不同”，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一种权宜之计。

       问题在于“和而不同”的单位是什么？除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而不同”，一个民族内部是不是也应该实行“和而不同”？对外部鼓吹“和而不同”，对内部实行强制原则。算不算“和而不同”？秦晖提出了“强制同化”概念，他认为“和而不同”首先是指每个人之间的和而不同。

       一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它能够凝聚人心以抵制外部之强制同化的同时，也决不需要在自己内部搞强制同化。文化多元化必然是“文化际”多元化和文化内多元化的统一，“和而不同”、“各美其美”不仅应当是“文化间”关系的准则，而且更应当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人际关系、不同价值之关系的准则。（秦晖《“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 》）
彭德在他的文章里多次将中国的缠足与西方的隆乳等量齐观，认为这两者都属于陋俗，不应该厚此而薄彼。但他恰恰忽视了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前者是制度化的强制同化，而后者是个人性的自由选择。类似的例子是满清入关后推行的剃发蓄辫与现在年轻人摹仿贝克汉姆的古怪发型之比较，前者是“留发不留头”的强制同化，而后者却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他剃自己的头发而与别人的发式无关，并不强制要求大家都和他采取同样的行动。自由选择才谈得上多元并存，如果在自己选择之后认定除了他的选择之外的其它选择全都是损害健康，影响节约，破坏环境，有伤风化，祸国殃民……于是强制别人作同样的选择。这当然不是什么文化选择，而是一种强制同化。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首先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进而推之于团体、流派、国家、民族之间。“和”即调和，它的本意就有相反相成的意味，中国古人的“和而不同”，首先是指华夏文化内部的人际关系理想。今天将民族内部各种学派、主张的关系准则推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儒家理想的现代化。保存中国艺术民族特色的基本思路亦当如此，无论是“强制同化”还是“强制不同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本国民众看电影、听音乐、穿西式服装、吃外来食品……一律采取极端手段，就是“强制不同化”的例子）都不符合21世纪人类进化的大势。

        秦晖的文章还探讨了对“文化”属性的理解，“儒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应当多元并存，但异端审判与信仰自由可以并存吗？如果后二者可以并存，前三者就绝对不能并存；如果前一种意义的‘文化’要多元并存，我们就只能赞成信仰自由，而不能容忍异端审判”。这里的矛盾就在于实行异端审判时期的基督教，根本就没有多元并存的念头。只是在基督教抛弃了对内部的异端审判之后，才会有后来西方学者关于多元并存的思考。欧洲知识分子正是在基督教的“异端审判”，纳粹德国为纯化雅利安人种的“种族灭绝”和斯大林的大清洗、劳改营之后，才得出自由优先于文化的结论。这一说法的出现，真是历经千难万险千回百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