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ZHONG GALLERY 外景

　“由于中国艺术市场不稳定，中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外价格很贵。同样级别的艺术家，中国艺术家同样尺寸的作品定价50万，德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就20万左右。加之中国艺术家并未进入世界艺术的主流梯队,在中国，收藏群体中70%到80%左右主要是做投资拍卖，而在国外，艺术品收藏主要是出于喜爱，而不是为了投资赚钱。”朱高文在说这番经验之谈时，已经距他开创首家欧洲中资画廊近一年时间了。

 　　朱高文开创的ZHONG GALLERY在柏林中区(Mitte)的著名画廊区内，与博物馆岛毗邻。《环球企业家》杂志记者第一次见到朱高文时说：“见到你以后，感觉真不可思议。”她相信每个人见到朱高文之前都很难让他与自己的想象一致。无论是家庭出身背景，还是对文化了解的程度，她都没有想到是这么年轻、文气的小伙子做的这件事，她感觉与自己的想象差别太大了。在与朱高文的谈话中了解到，当初德国所有的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对中国的艺术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对中国一个喜欢开高级跑车的80后小伙子非常感兴趣。

 　　2012年1月22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柏林首家中资画廊ZHONG GALLERY举办开幕酒会，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在这间面积不大的画廊里来了300多人。德国各大媒体陆续有60多家对之进行报道，其中有这样写道：“柏林打开大门迎接中国新艺术”。今年还未过完，朱高文就开始筹划北京·ZHONG GALLERY的实施计划，打算北京、柏林花开两枝。那么是什么让80后的朱高文进入这样的角色?在柏林开画廊的生存之道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和思考?下一步在北京开分部的想法是什么?就这些疑问雅昌艺术网采访了ZHONG GALLERY创始人朱高文。

　　缘起——由收藏艺术品开始

 　　朱高文在作为ZHONG GALLERY的舵手和中国当代艺术海外推手之前，是以收藏开始他的艺术经验积累的。2005年开始进入艺术品收藏领域，那时侯还对当代艺术一点不懂的朱高文，开始通过一些朋友介绍自己去看展览，逐渐开始接触到当代艺术。并非莽撞的毫无准备就开始收藏。在做了很多知识、经验的铺垫之后才开始进入当代艺术收藏的。 “我在画廊打过工，后来又上的艺术管理班。开始和国内的一些策展人、批评家、艺术家渐渐熟悉了。包括吕彭、赵力这些行业人物，都是那时候就开始熟悉的。他们开始有意的给我地介绍一些70后的艺术家作品。但是我之前并不是买70后作品的，都是买一些像写实画派的艾轩他们的作品。但是那个时期出手比较早，也赚了好几倍，从不懂到喜欢，到最后升值，这几年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没有遇到什么挫折，走的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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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朱高文刚开始收藏70后青年艺术家作品的时候“六、七百万70后的能买很多”。2008年至2010年间是朱高文买作品比较多的时候，主要是就是王光乐、陈宇军、王亚斌、李继等70后艺术家。08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挺巧的，08年上半年汶川大地震以后经济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我觉得越不好，很多人都要出手，那个时候买东西真是便宜了。”

 　　朱高文出身军人家庭，母亲经营食品加工企业，开始起步收藏艺术品的时候有家庭的资金支持。从2007年真正开始收藏艺术品刚开始一年多的时候，2008年9月份，朱高文的母亲去世了，对朱高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母亲去世之后，他对母亲所经营的行业又是个门外汉。朱高文就用母亲留下的部分资金，做了一个收藏基金。又找了一些朋友一起合伙买艺术品。但这些朋友都是不懂艺术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有一种朦胧感觉“要做画廊了”。

　　壮烈开幕：柏林打开大门迎接中国新艺术 

　　作为第一个在欧洲开创中资画廊“吃螃蟹”的朱高文，并没有考虑德国的画廊、媒体、受众是否会接受他这样的“外来和尚”。但是该来的一定会来，ZHONG GALLERY开幕那天的景象还是深深的印在了他的脑海中。“那天是中国大年初一，特别壮烈，因为平时从来没有冬天下过雨，那天雨下得很大，来的人非常多，冬天下雷电雨，很奇怪，德国的媒体最关注的是他们对中国的艺术说实在话并不是特别了解，他们还停留在八十年代毛那个时期整个的文化符号印到他们脑子里边，所以我们一去有一个感觉像一个新的东西、新的事物放到他们的脑子里。像外星人空降了。他们又觉得中国80后，我是83年出生的，80后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到柏林做这件事情，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觉得搞文化的人应该是有一些履历的，五、六十岁，年龄各个方面他觉得不匹配，就在柏林炸开了花，很多报纸、电台、广播电台对我们的采访大概也有三、四十家，因为他们的媒体效应不像中国，中国很多媒体，特别大的事物才去关注是免费的，我们在德国从来是不花什么钱做媒体的。”朱高文重新对笔者说起当地人的反响和态度时依然很兴奋。

　　在朱高文的同事宁唯茜看来：“他们不把我们当成一个文化的新闻，当成社会事件性的来报到，所以主流媒体，柏林国家报刊都主动地去约他，也会问一些很尖锐的问题，因为他们确实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现在画廊做到现在受到很多德国一些机构的支持，可能跟我们作为一个画廊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也沾了中国的光，他们对本身的身份比较感兴趣，至于到底真正友好、不友好。表现出来还是很友好，很关注和合作的一个姿态。这一点还是意想不到的。”

 　　朱高文的画廊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典范，不仅给柏林人带来很多意料之外，也让国内朋友们很吃惊：“我们也是像德国的重要媒体直接，柏林敞开大门迎接中国新艺术，从我们这种感应效应来说，我当时没有感觉到，没有预料到，只是觉得当初做一个小事件，小事情就可以，反而媒体各个方面都关注，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中央电视台、新闻、国际频道全给我们报道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当天很多批评家，包括赵力也给我打电话说画廊是你开的还是你给别人干的，我们在新闻上都看到了，因为国际新闻和13频道都报道我们开幕的盛况。一下子回来北京的，包括文化部的一些领导接见了我，北京市副市长都觉得特别好，还有中国文化传播中心的主席都接见了我。”

 　　运营策略之新模式： 画廊、出版、艺术电影投资

 　　朱高文有着80后青年人的冲劲，也许是军人家庭给他带来的敢想敢干的秉赋。他开始思考到实施仅用了一年时间。从开创伊始到经营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以及思考，朱高文告诉笔者：“从2010年年底有这个想法，但是那时候太不成熟了，太遥远了。因为中国画廊业界很多人去欧洲考察过，他们也很想在那边推广中国的艺术家。那个时候，很多人也跟我讲他们为什么不去，他们也想去，都是害怕，有时候去过以后到那边做不好，再跑回来，中国的画廊怎么办?害怕有一些连带关系，害怕让这边的画廊也做得很不好了。

 　　经营画廊是需要百分之百纯粹投入进去做事的。我刚开始运作的时候，整个精力的60%投入到这个上边来，还是不行。因为很多事情都要一个、一个地去交接、联系。我是第一个由中国人在欧洲投资的，全中资的画廊，包括注册公司，税务，找房子，装修都以我的名义。这一系列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再加上语言、找人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不像在中国这么方便。而且德国的办事效率又比较低，所以可能时间比较长，那个时候我就想这个事可能干不了，也去考察过了，好几个地方都去了。去年5月份，好几个朋友跟我讲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时候，想了想，那段时间就了解画廊的整个运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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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问了一些画廊老板，我问他们能不能做这件事情，他们说想法太好了，但是去风险肯定很大，肯定去烧钱，不可能马上带来利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中国的画廊业如果走出去必须要有非常新的模式才能被别人去接纳，如果再按照以前传统的模式来做，办个展览，邀请一些策展人怎么样的，那种方式可能太单一了。又想到画廊的功能问题，考虑有三方面项目来做：

 　　第一，是画廊本身的展览;

 　　第二，我们在德国做出版，因为我这个公司注册了出版的项目，以展览、出版的形式来往外推广;

 　　第三个，我又投资艺术类的电影，目前第一部片子2012年11月5日开始放映。这些也都是在干的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因为我6月26号做了一个高世强的电影放映。我们和柏林电影节合作，整个的主会场租下来放映中国的艺术片，也得到了很多媒体的支持，可能国内媒体都不知道，我们报道也比较少一些，但是去的人还是蛮有意思的，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开幕式上说，他觉得我是对他的作品最尊重的人。拿着他的东西到柏林电影节来放映，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场合给他做放映，这种感觉一下子让我的眼界开了很多。

 　　关于我们画廊以后整个经营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不可能总是在画廊里边挂画展示。我考虑画廊以外的推广是我目前重中之重，这个才有连带效应的，因为画廊是一个长期的，长期做一些展览，要想了解我们就上我们的画廊里边来，但是光靠这方面是不够，所以我们就开始给明年，会给一些大的博物馆，重要的画廊，还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场所来举办中国艺术家的展览。我明年会有两个比较大的项目去推动这件事。可能也是相对来说中国的艺术家从来没有过的展览，我想做这样的，如果说你没有特别鲜明的东西给别人，你的画廊没意义，就要给别人与众不同，别人想要做的功能你这边已经超前很早了，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会比别的画廊有不一般的优势。”

　　运营策略之方法论：打开中西交流的通道

 　　柏林中画廊在画廊的运营过程中，根据所处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工作方向。同时得到了很多业内朋友的帮助，朱高文举例说有夏季风、王新友、皮力等业界朋友的帮助，但同时，他们最担心的是怎么走下去，能有多长时间?在朱高文看来不用太关注这些还没有发生的，每个画廊都有各自的经营模式。各自不同的条件，有的可能是纯学术的;有的是纯商业的;或者是官方的形式。每个画廊生存的模式不同，也就不能界定每个画廊存在的理由。

 　　朱高文在与德国机构和业界的交流中，根据外部条件的成熟来调整运营的方式或者是思路。开始思考不能只向外推广，还可以引进：“我们当初在成立画廊前期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只是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摸着石头过河，做成什么样就算是什么样子，这种心态去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长远的规划，但是在我们做的半年多以后开始摸索一些经验，哪一些是我们要做的，哪一些是我们目前直接能见效的，可以间接的去推广的，还有一些我们未来整个的发展是在我们摸索当中摸索出来的，包括我们北京的中心要开画廊，原因在哪儿?以前我没有想，只是想在德国先稳定下来再在北京开，现在整个国外势力，包括一些美术馆、策展人对我们的影响，他们觉得光推广中国的艺术，这样的话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如果说北京要有空间，你们让德国的艺术家引进到中国来，互相交流感觉就不一样了，完全打开了扇门，所以我当时想我们通过一年的时间可以再开分支机构了，我就选定了北京草场地这样一个地方作为我们开设的第二个部门，这个是叫‘北京中画廊’，柏林是‘柏林中画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