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裔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从小跟随父母四处迁徙，家族中13 位亲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命。“9·11”恐怖袭击时，他的姐夫正在世贸大厦上班，父亲也在附近的印刷厂工作。2003 年，李布斯金击败7 位强劲对手，成为世贸中心重建总规划师。他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表示：“赢得世贸项目的秘诀，是学会与自身的心理阴影交流。”如今，“9·11”事件已过去整整9 年，重建项目进展并不顺利。李布斯金说:“这是在纽约的心脏上‘动手术’，请大家多给一些时间。”

　　“我从没对着镜子拍照。”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贵宾厅，64 岁的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 听从摄影师的建议，面向一面镜子站立，手捧一本自己的作品集。镜中的他个子不高，一张方脸，有棱有角。他用手理了理头发，嘴角向上扬了扬，打了一个OK 的手势。

　　拍摄结束，他微笑着对摄影师说：“祝你好运!”采访结束，他主动与记者握手，同样一句：“祝你好运!”

　　作为一名建筑师，丹尼尔·李布斯金无疑是幸运的。2003 年，美国纽约市市长和新泽西州州长一起宣布：犹太裔波兰人李布斯金击败了包括诺曼·福斯特在内的7 位建筑界精英，成为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重建项目总规划师。

　　李布斯金的方案是：在世贸原址构建5 栋高楼，由南至北，一栋高过一栋，呈螺旋形环立，犹如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最高的那一栋“自由塔”有1776 英尺(约541 米)，象征着美国通过《独立宣言》的1776 年。建成后，“自由塔”将成为全美国最高的建筑。

　　如今，7 年多时间过去了，但世贸重建的进程却并不顺利。除了5 号楼已建成外，李布斯金主要负责跟进的“自由塔”仅建了2 层，日本建筑师文彦负责的4 号楼建了4 层，英国设计师诺曼·福斯特和理查德·罗宾逊跟进的2 号楼和3号楼因为资金原因，甚至尚未“破土”。82 岁的文彦曾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世贸重建项目，是我最费心思的项目，也是最让我恼火的项目。”

　　身为世贸重建总规划师，李布斯金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却没有透露一丝无奈。他充满信心地表示：“你知道吗?目前，每天有4000 名工人在世贸工地工作。今年年底，人数会上升到1 万人。目前，自由塔、4 号楼、世贸纪念公园正在建设中，相信到明年就能建成雏形，另外一个好消息是，3 号楼已经获得投资，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动工。”

　　对于重建工程的缓慢，李布斯金解释说：“重建过程中，从纽约到新泽西州整个地下铁系统都是正常运行的。我们是在纽约的动脉上建造房子，就像做心脏器官移植手术一样，你既要把器官移植进去，又不能伤害大动脉，这就是重建项目最大的挑战。”

　　“自由塔”诞生记

　　在2002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李布斯金第一次提出了“自由塔”的概念。

　　在双年展的一个世贸重建研讨会上，纽约著名建筑师事务所SOM 提出了他们的构想，一群紧挨着的环形大楼，体现出一种团结和屹立不倒的建筑印象;《纽约时报》建筑评论家赫伯特·马斯卡姆提议建一个安逸社区，邀请扎哈·哈迪德设计住宅，另外配置学校、博物馆和戏院。

　　“这些设计都那么新潮，那么聪明、每个人都非常、非常机灵”李布斯金向记者回忆，“但是那场灾难，让3000 人失去了生命，建筑师们却把这个悲剧现场当作一块白板，甚至以时髦的建筑涂鸦!”

　　“我们重建的目的是什么?”轮到李布斯金发言了，一上来，他先抛出一个问题。大家开始正襟危坐，气氛变得紧张。“是要把记忆抹掉吗?是要告诉大家一切都没事吗?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吗?浮夸、当代、嘲讽、自满的建筑不是答案。我们需要一个更深刻的记忆标志!”

　　“我们需要一个戏剧性、出乎意料、有灵性的深刻透视，来看待伤害、悲剧与失去的东西。我们需要能带来希望的作品。”李布斯金提出，建造一栋高达1776 英尺(约541 米)的“自由之塔”，这正好与美国建国的年份1776 年相吻合，暗示了美国要在世贸原址上重塑自由信仰的决心。建成之后，“自由之塔”将成为新的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

　　2002 年7月，李布斯金作为最后7名世贸重建总规划师的候选者，被请到纽约，听取各方的意见。此时，纽约人正为要不要在世贸原址重建吵得不可开交。一方面，受难者家属认为这是圣地，不想看到历史被抹杀、被覆盖。另一方面，世贸双塔承租商执意重建，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2002 年10 月，李布斯金、诺曼·福斯特等人以设计竞赛参与者的身份到世贸大厦原址考察。“9·11”过后，清除了碎瓦残砾，留下了一个大到难以想象的深坑，那个坑面积相当于12 个足球场，深达21.3 米。

　　“当地人管那叫‘澡盆’，我要求下到里面去。世贸双塔产权拥有方纽约港务局派来的导游问我为什么，别的建筑师都没这么要求呀。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只是觉得有必要。”就这样，李布斯金穿着橡胶雨靴，走了进去。

　　越往坑下走，李布斯金越来越觉得潮湿和冰凉。李布斯金看到地基的另一边受到哈德逊河的压力而龟裂渗水，从地下冒出根根水柱。李布斯金站在大坑之中，感觉坑无限大。抬头向上看，李布斯金看见坑洞边缘有人站着，看似在悬崖边上伸着脖子往下望。在那片刻，李布斯金想到：提出一个以纽约市岩床为起点的设计。

　　随后的提案会上，李布斯金成为第一个陈述人。“我的方案叫做‘回忆之基’。在深入曼哈顿的岩床地下，会有一处纪念碑，展示世贸中心的地基。在它的旁边，会有5 栋建筑，由南至北，一栋高过一栋，呈螺旋形环立，犹如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最高的一栋有1776 英尺，以纪念《独立宣言》的诞生。我要把‘9·11’那天的英雄人物牢记在心，在地图上找出那天罹难人员、警察、消防员走过的路线，把这路线化为设计的一部分，将之转为从富尔顿街和格林尼治街交叉口的公共空间(世贸纪念广场)射向城市的通道。”

　　李布斯金回忆说，当时所有提案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意在创造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制高点，取代双塔。诺曼·福斯特设计了两座非常壮观的玻璃幕墙大楼，高达520 米;艾森曼、迈耶霍尔设计了一座硕大无比的现代主义格状作品，5 座高达340 米的大楼，中间用横向结构相连，让人想到双塔倒塌后，废墟中立着的栅栏;拉斐尔·维诺里领军的THINK 团队，提出了三个各自独立的项目，其中一项是将总面积6.5 万平方米中的5 万平方米以玻璃顶覆盖。

　　2003 年2 月27 日，正式宣布决定的那天，李布斯金和众建筑师向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新泽西州长帕塔基作了最后一次说明。李布斯金记得当时帕塔基州长闭起一只眼睛，从模型的南边眯着眼看过去，仿佛在想象建成之后，从船的甲板上眺望的景象。

　　当天，拉斐尔·维诺里信心十足，他看了一眼李布斯金的模型，轻轻说了句：“现在就可以把那模型拆掉了，不是吗?”接着，李布斯金被请出会议室。回到旅馆，李布斯金有些灰心。他静静地坐着，阅读当代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书。突然，电话响了。李布斯金的妻子拿起话筒，脸色刷地变白。李布斯金接过话筒，准备接受安慰落败者的标准说辞，突然，他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李布斯金先生，您赢了!”第二天，李布斯金的照片上了《纽约时报》头版，他被摄影师和记者团团围住。

　　中标后，李布斯金接到一个来自美国丹佛的朋友电话：“丹尼尔，那你上面的老板可多喽!”朋友警告说。

　　“大概有800 万个吧。”李布斯金自嘲说。作为纽约世贸重建总规划师，他每天需面对各种利益集团的挑战。

　　“和自己的心理阴影交流”

　　在接手世贸重建项目前，李布斯金在行业内被冠名为“建筑疗伤大师”，他的作品不仅是一个叙述载体，更是一个疗愈空间。

　　犹太后裔李布斯金的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家族中有13 位亲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命。

　　1946 年，李布斯金出生于波兰中部的罗兹，11岁时举家迁往以色列，13 岁移民美国。尽管他早已习惯说一口流利的美语，但刻在他内心的大屠杀的阴影，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从未抹去。

　　“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姓氏很奇怪。在德文中，‘Liebe’是‘爱’的意思，‘kind’是‘孩子’的意思，哪有一个人的姓叫‘爱孩子’?其实，是我的祖父在逃难时，为了隐姓埋名，才被迫选了一个名字。他的乳名叫做‘lovely child’，向当局登记时，他故意把德文‘Lieb’的‘e’去掉，加上形容词字尾的变化，成为一个有点像德国人又有点像犹太人的名字。”

　　1989 年，李布斯金接到柏林市政府的一封信，邀请他参加柏林犹太博物馆的重建设计竞赛。同年，李布斯金全家从米兰搬到柏林。在那年11月9 日，他的一双儿女拿着两把小榔头，跟着人潮涌向柏林墙，朝着墙面敲敲打打。

　　参加柏林犹太博物馆设计竞赛的建筑师来自世界各地，但几乎所有人都提出类似的想法：一个抚慰人心、吸引人的中性空间。“一个建筑师的作品是不可能和他的个人感情割裂的，就比如世贸重建项目和柏林犹太博物馆，我不需要为他们做例行的资料收集工作，因为这对我而言，本来就意味着深深的个人体验。”李布斯金说。

　　他为柏林犹太博物馆设计了一条通道，尽头没有路。他还设计了一个空间，叫大屠杀塔，里面一片漆黑。屋里唯一的光线从顶上一道裂缝渗进来，但从地下几乎看不到这道裂缝。这栋建筑最离经叛道的地方是没有前门，参观者必须先进入柏林博物馆原来的巴洛克建筑，再从地面下的三条通道进入犹太博物馆。

　　提交方案前，李布斯金把设计稿拿给两位建筑师朋友看。他们都说：“丹尼尔，你违反太多规则了。你不可能赢的，他们会取消你的资格。”但结果是，他中标了。

　　2001 年9 月11 日，犹太博物馆开馆不久，刚刚完成这项大工程的李布斯金还很兴奋。当天，他就看到那些一再在电视中重播的画面：恐怖分子劫持两架客机撞向世贸双塔，这让他无比悲伤。李布斯金对世贸双塔十分熟悉，他的姐夫在世贸大楼里的纽约暨新泽西港务局工作多年，他的父亲也在附近印刷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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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器晚成的建筑大师

　　41岁之前，李布斯金从没盖过房子，他的第一个作品，是1987 年中标的西柏林住宅。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建筑理论家，透过设计图探讨建筑。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如此回忆他和李布斯金初次见面的情景：1982 年初，张永和前去拜访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系。当时，匡溪艺术学院在密歇根州一座与世隔绝的小山上，离最近的城市底特律开车也要一个小时，建筑系师生的生活，跟修道士差不多，建筑系主任李布斯金是当时那里唯一的建筑教授。

　　当时，李布斯金给张永和展示了一幅自己的画作《尽端空间》。“作为纯绘画来讲，他的画构图均衡严整，繁而不乱，组织得疏密有序，还颇有一种音乐感，画面上火柴棍似的简单建筑体，像交响乐队中的一件件乐器。”张永和评论说。

　　李布斯金从小就是一名音乐神童，手风琴拉得极好。他11岁时曾在特拉维夫音乐厅和年轻的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同台演出。小提琴教父艾萨克·斯坦曾对他说：“李布斯金先生，你不弹钢琴实在可惜。你穷尽了手风琴所有的可能性。”但那时换乐器已经太晚，李布斯金的手已经习惯垂直弹奏了。

　　当手风琴的局限越发明显时，李布斯金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画画上。有天深夜，他坐在厨房的桌子上专心画画。他的母亲倒了两杯茶，在他对面坐下，“你想当画家?想蹲在阁楼上饿肚子，连一根铅笔都买不起吗?”

　　“ 当个建筑师吧。建筑是门行业，也是门艺术。”接着，妈妈说出一句让李布斯金极为动心的话：“在建筑中总是可以表现艺术，但是在艺术中无法表现建筑。做建筑师，是一石二鸟。”

　　从此，李布斯金开始学习建筑，他从音乐、诗歌和绘画中寻找建筑灵感。2002 年11月，李布斯金在香港参加城市大学设计竞赛后，在一家星巴克呆了三个小时，他看着窗外的光影变化，突然来了灵感，决定在世贸重建设计中加入“光”的部分，每年“9·11”这天，从云端射出的阳光，将照射整个世贸中心。他将世贸重建设计草图画在了一张星巴克餐巾纸上。

　　“在世贸重建中，有没有一些艺术作品给你启迪?”记者问。

　　“艾米丽·狄更生的一句诗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填补裂隙，把造成它的事物封起来。用别的，必定会裂得更大的。深渊，无法以虚空连接。”

　　B=《外滩画报》

　　D= 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

　　“我必须对受害者家属负责”

　　B：我发现你很喜欢微笑。你曾说过：建筑师在本质上，是一个乐观的职业。在世贸重建期间，你一定听说过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你是如何让自己乐观起来，并把这份积极乐观融入世贸重建中?

　　D：你不能把微笑等同于乐观，有时候，你在微笑，但是内心却是很悲伤的。我和很多死难者家属有过接触，他们的故事也影响着我的设计;同时，我觉得设计必须超越悲伤本身，才能成为永恒。世贸重建工程，是一个将过去和美好未来连接的设计，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但又应该憧憬美好的未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纽约城。悼念过去和憧憬未来是很矛盾的，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情感，是在哭泣和希望、恐惧和信念中徘徊。

　　B：中标前，你的名气没有诺曼·福斯特那么响亮。你认为能击败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D：我一直觉得建筑需要和个人的情感联系到一起，只有汇入情感的建筑，才是活的建筑，它会呼吸，有外貌，有内在，有躯体，也有灵魂。而诺曼·福斯特更像是一个厉害的生意人。几年前，我去他在伦敦的住所参加宴会，他住的房子屋顶有直升机停机坪，餐桌足有6 米长。他走到我身边说：“有一件事我不能原谅你。你设计了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那是一个很小的项目，才2500 万美元经费。”我抗议说。“但那是我的地盘。”福斯特说。多么根深蒂固的地盘意识啊!

　　B：纽约市长曾一度担心，自由塔建成后成为美国最高的建筑，会成为恐怖分子下一个袭击对象。你是如何说服他的?

　　D：我告诉他，纽约人不应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改变了，就显示出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建筑的功能并不是堡垒，不是为了避免攻击而存在的。建筑就应该是它原本的样子，而生活在建筑里的人，应该得到的是自由，而不是恐惧。

　　B：从世贸设计方案出台到现在，世贸重建的速度并不让人满意。你有没有听到纽约市民对该项目的抱怨?

　　D：当然有啦，人们一直在抱怨，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有抱怨，你还是要坚持到底，不要因为他们的抱怨而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我可以理解人们对该项目表现出的沮丧和挫折感，但是，这个庞大的项目不是一个人能够拍板决定的。纽约城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有很多利益集团，也正因如此，这个项目才那么有意思，同时也充满挑战。

　　B：你在获知自己中标世贸重建项目时的心情如何?得知世贸重建出现资金问题时，又有怎样的感受?

　　D：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个项目一直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延误，一会儿开工。做这个项目必须忍受这种戏剧化的考验，这是项目性质决定的。至于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在获得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谦卑。我知道接下来的工作很困难，这不单是一个荣耀的工作，更是一个责任巨大的工作，我必须对受害者家属负责，对纽约市民负责，对纽约政府和纳税人负责。

　　B：前不久新闻报道，在世贸工地上挖出了一艘古董船残骸。你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D：这很有意思，这意味着我们的建筑地点是一个充满历史意义的地方，而不是随随便便建起来供人们聚集的广场。虽然它的空间很小，才16 英亩，但是它的文化密度很高。应该说，在这16英亩土地上，整个美国都装得下。所以你看到的不应该只是一两栋大楼，而是一个城市，在曼哈顿海岸边拔地而起。

　　“我尊重中国，但也有点不安”

　　B：你到41 岁才有了第一件属于自己的建筑作品。你觉得是不是太晚了，还是正逢其时?

　　D：我觉得没什么事是来不及的，只要有决心做某件事，只需要5 年，就可以做成。比如说，你想当医生，只需5 年，就可能成为一名医生。除非你已经95 岁，没有5 年时间专注做一件事。在其他情况下，未来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无限可能。

　　B：我看了你的经历。在过去的35 年时间，你一共搬了14 次家。你很喜欢漂泊的生活吗?

　　D：我喜欢跟着我的建筑作品一起生活，看着它们天天建起来。但我现在在全世界有40 个项目，不可能整天搬来搬去。

　　我一直很喜欢中国，我的妻子曾对我说：“丹尼尔，让我们搬到北京或是上海吧。那里比柏林有趣多了。”

　　B：你对中国哪些东西感兴趣?

　　D：在我很小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介绍中国了，因为她曾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生活，旁边就是中俄边境。我爬过长城，对中国传统建筑很感兴趣;我也喜欢中国的书法，每个字都有自己的形状和特色，很有趣。上海之行后，我会去开封。我听说，几百年前，犹太人就在那里定居，现在那里还有犹太庙，有人学习希伯来文，这一切太奇妙了。

　　B：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了地震。目前，重建工作正在进行，同时有关是否建立纪念碑或者地震纪念公园的争议也很激烈。有人认为，建立纪念碑会让受难者家属更加伤心。你怎么看?

　　D：每个地区可能都会有创伤。如果你想去疗愈创伤，不能去回避它，而应该积极对抗。如果你特意去遗忘的话，创伤是永远好不了的。其实，建筑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能够让人与建筑进行面对面的冲击，起到疗愈效果。

　　B：能简单说一说，疗愈建筑有哪些共同特点?

　　D：我觉得任何一个供人们抚慰情感的建筑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建筑对人的情绪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首先不能隐藏自己的悲伤，而是应该和自己的情感阴影交流，和周边环境、天空和光交流。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建筑应该富有灵魂，能够连接人心。这不是在建筑的范畴了，应该是更深层的情感方面的关联。

　　B：你如何评价外国知名建筑师在中国的作品，比如雷姆·库哈斯的CCTV 大楼，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

　　D：我觉得建筑是一份讲伦理的工作，我们要关注今后使用建筑的人，以及建筑所处的地方，所以我才强调，建筑设计需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这样人们才可以参与发表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非常尊重中国，但我也有点不安。因为我觉得很多外国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他们把设计强加给中国，而没有咨询过当地人真正的需求。所以，我说建筑设计应该是有伦理的，我们不应该把精力全部投在“拿项目”上，而是要在意什么是真正美好的东西。

　　B：你以设计大型公共建筑为主，怎么会想到与新加坡开发商吉宝置业合作?这是你在亚洲唯一的住宅项目吗?

　　D：这不仅是我在亚洲唯一的住宅项目，还是我在全世界的第一个住宅项目。新加坡是一个环境优美、既包含深厚文化又充满挑战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创造突破常规的住宅设计，可以设计出世界上前所未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生态空间